北京交通大學法學院馬國洋在《中外法學》2023年第6期上發(fā)表題為《證據鏈的反思與重塑》的文章中指出：

我國證據鏈的概念緣起于前蘇聯，隨著印證理論的繁榮，證據鏈開始與印證產生糾葛。通過對1887個案例的分析發(fā)現，無論是構造還是功能，證據鏈在司法實踐中的認識均較為混亂。從構造上看，實踐中對于證據鏈的主流認識可以總結為證據鏈應由兩個以上證據連接而成，證據鏈中的證據應具有相關性、合法性和真實性，證據鏈中的證據之間應彼此印證，證據鏈的形態(tài)應為完整閉合環(huán)環(huán)相扣；從功能上看，證據鏈有證明標準和證據采納標準兩種功能。

從證據鏈在實踐中的整體樣態(tài)看，其運用效果難稱理想。究其根本，造成這種問題的主要原因在于實踐中對于證據鏈的認識錯誤。對于證據鏈構造的認識錯誤，存在忽略了規(guī)則和經驗在事實認定中的作用、造成了證據能力和證明力判斷混同以及忽視事實認定的蓋然性等問題；對于證據鏈功能的錯誤認識，可能會提升證明標準的要求和證據進入法庭的標準。

鑒于對證據鏈的錯誤認識導致實踐中證據鏈運行的障礙，重構證據鏈使其煥發(fā)新的生機至關重要，這種重構既要理清證據鏈的構造，也要明晰其功能定位。從思路上，對于證據鏈的重構應該吸取當前證據鏈應用的教訓，依托于事實認定的基本規(guī)律，更加強化其發(fā)現事實的動態(tài)化作用，以使其更能契合司法證明復雜的推理關系。證據鏈最終構造的形成可以分為五個步驟：第一步，形成最終和次終待證事實；第二步，繪制每一個證據到次終待證事實的推論鏈條；第三步，將已經獲得的各個推論鏈條中的命題（證據性事實、中間待證事實、次終待證事實、最終待證事實）配合概括，通過處理、定位、整序和分析等方式進行整合；第四步，形成樹狀網絡拓撲結構的證據鏈；第五步，對證據鏈展開分析。證據鏈的功能應定位為證據分析方法。

這種新型證據鏈對于我國司法實踐至少具有三個方面的價值。首先，作為證據分析方法的證據鏈可以很好地彌補我國缺乏證據分析方法的現狀，提升事實認定的精密度；其次，新型證據鏈可以增強判決的說理性，提升判決的說服力；最后，新型證據鏈為司法智能化提供了重要的材料。